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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翻译理论与翻译学派

二战后,科技、语言学和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机器翻译也悄然兴起。人们对翻译的看法也随之而改变。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或技巧,而且是一门科学,与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数控论和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科学。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哲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而成为语言和翻译研究专家进行系统探讨的严肃课题。因此,西方的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纳入语言学范畴,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鲜明对照;(2) 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理论家通过论著、杂志、论文集等方式,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此外,由于交通手段、出版业的进步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现,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学术交流日益加强。 
  现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大学派:布拉格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和交际理论派。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1959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1)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2)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3)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4)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5)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1)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2)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3)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1965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1)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2)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3)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4)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5)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三、美国结构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1)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2)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3)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2)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a)达意;(b)传神;(c)措词通顺自然;(d)读者反应相似。(3)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4)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5)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6)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出现较大变化。主要的新观点有:(1)翻译不是科学,而是技术;(2)翻译才能是天生的;(3)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相互作用(sociosemiotic interaction)的活动。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德国的莱比锡学派和前苏联的流派等。 
  总之,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翻译研究被纳入语言学,与 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尽管西方的翻译理论取得重大成就,但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且并未形成一套完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