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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意义


一、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 Flotow, S. Simon, G. Spivak, L. Chamberlain, B.Godard, S. 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